本世纪以来，城市新区，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涌现。事实上，城市新区并不新奇，其只是中国人熟知的开发区的升级版，区别仅在于开发区着眼于单纯的产业发展，而城市新区开始了产城融合。

在开发区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之一的同时，中央对开发区的一次次清理，同样令人记忆犹新。不同于早期开发区的几平方、几十平方公里，城市新区动辄数百上千平方公里，一旦其遭遇当初开发区被清理的命运，损失就远非当年可比。

那么，这一轮集中涌现的新区，原因是什么？在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其是否存在过热和泡沫的风险？又是否会重蹈开发区一次次被清理的覆辙？

本报就此专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院长尹稚。学术和城市规划实务的双重背景，使尹稚的观点既有学术的深邃，亦有现实批判力。在他看来，地方政府大规模发展的冲动以及寅吃卯粮使土地批租制变成了一个完全非正常的驱动力，从而推动新区不断膨胀。

《21世纪》：过去十年，中国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是，城市新区遍地开花，而且动辄数百、上千平方公里，新区热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尹稚：第一，这有长期压制以后报复性反弹的背景。中国经历过“文革”，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反城市化的理论和思想方法，改革开放突然把这些经济能量都释放了出来，自然而然的带来城市新区的增长。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面向世界，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是分了一杯羹的——虽然你分到的东西比较低端，比较廉价。这也催生了工业化和就业的进一步聚集——这种聚集可能一开始带有传统计划经济的色彩，“先生产后生活”，所以最早聚集的是工业开发区，产业园区，后来又注入了高技术的一些东西，成立高新区。这是第一轮增长高潮，都是单一性的。第二轮高潮是2000年以后的产城融合，开始进行综合性新城建设，而不再是单一的园区性建设。

这一轮城市新区的增长，说他完全是泡沫是不对的。这一轮的造城运动适应了中国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客观需要。那么在下一轮的增长过程中，可能就不是一个产城融合的问题，而是要把产业、城市以及人类自身发展的多种能力融合起来来建设，就是把那套为社会服务、为人类自身发展提升的支撑系统做起来。现在只是解决了上班、居住生活这些基本的生存需求，但发展需求没解决，而发展的问题、生老病死的问题、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如果不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仅有产城融合，一旦产业升级换代的时候，城就会烟消云散的。

《21世纪》：很多城市新区由于规模太大，实际上处于一种开发不足的状态，有的甚至濒临烂尾的边缘，规划师做规划的时候不会提醒地方政府注意这些问题么？

尹稚：城市规划有一定的预测性，但它的预测基本偏短近期，对于长期的规划带有技术预案的性质，而不带有非常准确的预测性。比如说一个城市有机会达到一千万人口了，大体上按照这个空间结构来做，至于什么时候到一千万人口，这不是规划师预测到的，也不是一个部门左右得了的，国内宏观形势是一个根本的左右因素。这些年地方政府都有大规模发展的冲动，寅吃卯粮，土地批租制变成了一个完全非正常的驱动力。

《21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过多次对开发区等的清理整顿，这一轮的城市新区热有没有泡沫？

尹稚：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次城市高潮烂尾，比如北海、海口，但那种烂尾是整个发展战略判断失误造成的，并不是相对短缺造成的。就是说开发错了东西——比如本来是要盖普通住宅、普通商业楼的，但非要盖摩天大楼，非要比着曼哈顿来。而从宏观的区位角度或者发展能力角度，它根本不具备承接这类产业转移的能力。那时候海南岛定的目标是二十年之内干倒台湾，但他的基础是个农耕岛，农垦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海口到现在都没有达到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规模，它没有那么强劲的发展动力。北海当时的一个定位是西南地区一个主要的出海口，但那时候我们对国际航运、远洋航运没概念，以为有港就会有货源，其实不是这样。首先，北部湾从来就不是一个货运主航道；其次，北部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太平湾，历朝历代都是海盗出没的地方，况且还和周边的国家有领土纠纷。所以，没有哪个国际航运线会绕到这个地方，就没有达到当时的目的。

但是要是从大的发展方面来讲，包括房地产，有多少泡沫。我不这样看。主要是政策上有问题，导致了空房率。如果政府不是追求高额土地回报，中国的房价不会涨这么快。房价上涨过快，房地产商的贡献并不多，真正狂涨的是地价。

《21世纪》：这轮新区热兴起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预期是全球和中国的产业转移，在国内是产业西进，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形势急转直下，会不会有很多成为烂摊子？

尹稚：这一轮的新区开发高潮，不仅是政府土地财政的高潮，同时也处在国际经济危机逐步渗入的一个残酷局面下，当时中国规划建立的新区都没有达到它预期的扩张规模，速度明显在减缓，包括产业转移变得明显艰难，“腾笼换鸟”，原来的鸟飞走了，新的鸟飞不进来。这两年，尤其是去年，很多城市地方财政濒临破产，所有的新区开发，基本都缺乏动力，这跟国际资本的减少，跟内需增长的缓慢都有关系。包括前段时间检讨家电下乡、汽车补贴，虚假繁荣的背后一定是一地鸡毛，透支了大量的消费能力，一定会出现一个时期的艰难。

《21世纪》：与新区热一样，城市优质公共资源的贵族化也是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原因是什么？

尹稚：这不完全是经济问题，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造成的。这个规划问题，也不是规划师左右得了的。第一，中国的权贵联手掠夺资源，侵占公共利益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迟早面对城乡战争，城乡对抗。这个事情已经到了公愤极大的一个局面，如果处理不好，会引发更激烈的冲突。其本质原因，还是权力缺乏约束，权力和市场之间缺乏防火墙，是我们的制度设计本身创造了大量权力的寻租、出轨机会——这个机会对于市场而言，真正受到打击的是那些合法经营者，实际鼓励的是那些胆大妄为者以及有背景有关系能够跟权贵拉上线的。

《21世纪》：一方面是城市优质公共资源的贵族化，另一方面是各地都在大肆打造人文景观，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

尹稚：这些做法都是对自然资源和历史遗产资源的一个破坏，表面上打的是文化牌、旅游牌，实际上都是地产。中国拿各种名目地产圈地的事根深蒂固，找过各种名堂圈地，文化旅游是新一轮高潮。名义上是文化产业，一看规划图，黄颜色占绝大部分，黄颜色就是住宅、变相的住宅、变相的产权公寓开发。这是因为传统住宅被政策打压，逼迫资金转向千奇百怪的变相的住宅产业开发。